苏作家具：文人审美和匠人精神的典范

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以地方风格为脉络，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广作、京作和苏作 三分天下的局面。

其中，以苏作家具最为历史深远，传统丰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苏作家具。

苏作家具也称苏式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所生产的家具。它发源于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它以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用料结构合理、比例尺寸适度等特点和朴素大方的风格博得了世人的赞赏。

▲郑和下西洋 图

其选材、工艺、造型和韵味均体现了浓郁的明代文人气息，推动了中国传统家具经典——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也使它成为我国【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之一。

▲明万历 上海卢湾区潘允徵墓出土明器家具 上海博物馆藏

1、历史渊源

在中国家具史上，东汉以前是席地而坐，宋代以后是垂足而坐，东汉到隋唐五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家具从低型向高型过渡转化的阶段。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的榻

进入宋代以后，高型家具空前发展，合理的、不合理的、美的、丑的，各种高型家具同时存在。

经过宋元两代的高度发展之后，经历了一个去粗取精、优胜劣汰的过程，到明代时候才提炼形成了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发源于苏州东山区域，后传播到苏州其他地区，并进一步致常熟等地，逐渐形成苏作家具。

那时，江南一带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地区更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手工业经济，成为清代东南经济重镇。

据记载，康熙年间，苏州城内有布商76家，金镇和金珠铺近80家，而木商达到了130多家，可见苏州家具行业的兴旺。

也因此，在家具尚无流派之分的时候，不论是皇宫里用的家具，还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从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源源不断流向四面八方，人们将这一地区的家具冠以“苏作”的称谓。

2、风格形成

苏作家具材质讲究自然天成，体现木材纹理的原生质感；

雕刻强调画龙点睛，重视线条的流畅隽秀；

制作技艺繁杂精细，要经过【设计】、【木工】、【雕刻】、【漆工】等几十道工序。

整体风格始终保持新丽典雅、温婉脱俗的气质。既见巧夺天工之精巧，又似有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的韵味，是文人审美和匠人精神的典范。

而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明清时期，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清代孙嘉淦《南游记》写道：

“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

列肆招牌，浑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

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

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

“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

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

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

文献中提到的“三吴”，指苏州与吴州、长洲，合称三吴，以苏州为首。

所谓“制器” ，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除了经济因素外，苏式家具的发展和风格的形式，还与苏州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及特定的文化环境 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诚如沈朝初《忆江南》所写：

“苏州好，城里半园亭。”

《吴风录》也写道：

“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

造园成为苏州的一种时尚。明清时期苏州城乡共有园办二百多处，为全国之首。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文震亨、段玉裁、汪琬、吴嘉淦等皆在苏州有园。

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式家具产生潜移目默化的影响。

▲明·仇英《桐阴绘静图》中卧椅听瀑的雅致

特别是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这三部书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品评和总结，推动了苏式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

苏式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现存姑苏庭园中的明式家具，无不造型简练，朴素大方，古趣淡雅。

3、制作工艺

明清两代定都于北京，北京成为两朝的政治中心，这对京作家具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很多优良木材通过进贡、购买等方式大量涌入京城，为京作家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供给。

广州虽然不是政治中心，却独享地理位置的优势，作为通商口岸，广作家具也不缺原料供给。

相比而言，苏州既没有政治优势也没有地理优势，在原料供给上是处于下风的。

这一现实对苏作家具的造型和工艺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原料不够充裕，苏作匠师对木材使用极为用心，可谓锱铢必较，哪怕一小块硬木材料，都要经过反复琢磨和精心设计，胸有成竹后才破料动工。

因此，我们通常所见苏式椅子，除主要承重构件外，多用碎料攒成。椅腿直面以外的所有装饰全部用碎料粘贴，包括回纹马蹄部分所需的一小块薄板。椅面下的牙条也较窄较薄，座面边框也不宽，中间不用板心而用席，这样节省了不少木料。

面上的靠背扶手，多采用拐子纹装饰。拐角处做榫拼接。这种纹饰用不着大料,甚至连拇指大小的木块都可以派到用场，足见用料之节俭。

节俭之外，匠师们还开动脑筋，创造出许多工艺手段。如包镶工艺，即用杂木做成骨架，外面粘贴硬木薄板。这种包镶做法，费力费时，技术要求也较高。好的包镶家具不经过仔细观察或用手掂一掂，很难看出是包镶做法。

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通常把拼缝处理在校角处，使家具表面木质纹理保持整洁，既节省了材料，又不破坏家具本身的整体效果。

为了节省材料，在制作家具时，还常在暗处掺杂其他柴杂木。这种情况，多表现在家具里面的穿带上。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苏式家具，很多都有这种情况。苏式家具都在里侧油漆，目的在于避免受潮，保持木料不致变形，同时也有遮丑的作用。

披麻挂灰是古代苏作家具的另一种制作特征之一，披麻挂灰，即在家具的桌案背面或箱柜类家具的靠背板等处，先用麻布包裹这些部位，再涂生漆，然后做灰，需从粗灰到细灰涂几层灰方可，其功能主要防止家具因受潮产生变形。

如今，随着现代工艺的不断发展，用披麻挂灰的方式制作古典家具已经十分鲜见。

4、装饰花纹

苏作家具既要造型优美，又要省料的作法从而使家具产生了俊秀的风格。

合理的装饰，则成为苏作家具中独特的点睛之笔。

而且苏作家具的装饰题材非常广泛，多取自历代名人画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

动物方面喜用海水云龙、海水江崖、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

植物方面有灵芝、缠枝莲、竹节梗、芝麻梗等。

其他纹样也有与众不同的方汉纹、博古纹等，也有通用的绳纹、拱壁、如意、鱼草、什锦等。

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西洋花纹极为少见。一般情况下，苏氏的缠枝莲纹和广式的西番莲纹，是区别苏氏和广式的一个特征。

总而言之，苏作家具的装饰花纹大多借其谐音，寓意一句吉祥语，具有典型的江南文人的特征。

5、雕刻气韵

苏作家具雕刻重神似，刀法圆润，细腻生动，通常不作大面积雕刻，而喜用小面积雕刻或镂雕。

据说，在苏作匠师中流传着一个雕刻口诀：

“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

“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

这句口诀说明苏作家具的雕工，不仅要求圆滑流畅，棱角分明，更要传神达意，气韵生动。

以常见箱柜为例，多以硬木做成柜框，框架之间起槽镶块松木或杉木板，然后按漆工工序做成素漆面，漆面阴干后，开始装饰图案，先在漆面上描出画稿，再按图案形式用刀挖槽，将事先按图做好的各种质地的嵌件镶进槽内，用胶粘牢，即为成器。

苏式家具中的各种镶嵌也多用小块材料堆嵌，整板大面积雕刻成器的不多。常见的镶嵌材料多为玉石、象牙、螺钿和各种颜色的彩石，也有相当数量的木雕。苏式家具镶嵌手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哪怕只有黄豆大小的玉石碎渣或螺钿碎末，都不会废弃。

6、文化意蕴

俗话说“北方出帝王，文人在江南”，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我们所熟知的“江南四大才子”只是其中万千之一。

这些文人寄情山水、花草、器物，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他们热衷于传统家具的研究，寻访对自己设计意图和审美情趣心领神会的工匠，营造园林居室，定制家具器物，积极参与到家具的设计制作当中。

在文人的授意之下，能工巧匠们制作出了众多精美的苏作家具。作为物质产品，苏作家具所体现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优秀的思想、审美和意趣的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人遵循和喜爱的“清水出芙蓉”、“妙造自然”之美，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苏作家具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艺术传统，传递着“器以载道”的思想。

其造型的纯朴清雅、气韵生动，不重雕饰、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给世人带来了艺术的享受和视觉上的盛宴。

正是由于文人的高度参与，使得苏作家具具备了特有的文人情怀，并赋予了灵魂。

从古至今，人们对物质产品的兴趣和爱好，同样反映着人的意识和感情。

中国的文人在物质与精神的“人文”桥梁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明清时期的苏式家具，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它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蕴涵在物质中的文化精神，这正是苏式家具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