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式能成为中国家居业的出路吗？

如果人类具备俯瞰的能力，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十年之后重新审视新中式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会看到这是中国原创设计之路的一场艰难但极其宝贵的探索，其中的种种迷思种种成就种种失败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审视、去展望。

为什么会出现新中式？

十年前，新中式设计的探索还处于黎明前晨光熹微的状态。作为媒体会注意到这个迹象，但并没有足够多可供报道的素材。彼时由于王世襄先生、马未都先生等的不懈努力，国人终于开始对以明清家具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家具的美学价值和设计价值有所认识，但投身其间的主要是以收藏为目的的富豪阶层，坊间的高仿也是基于古典家具原有的器型，或旧木新作，或新木作旧，不会脱离古典家具的比例和造型。

那时最先开始尝试做新中式设计的是以自造社、半木为代表的一些六零后艺术家和设计师，他们在市场上形单影只，应和者寥寥，作品首先被当作装置艺术品而非日常生活用品看待，不能收藏古董或不愿买高仿古典家具的一群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捕捉到某种东方意象和生命观，同时，选择他们的作品又可以令自己从古典家具的精神世界中出走，于当下的现代生活中正常呼吸。

这种心态的萌发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2000年中国申奥成功，高速成长中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完成心理建设，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任和信心都需要上升为国家高度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2000年之后的国学复兴，为新中式的兴起开启了社会层面文化建设的道路。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古代家具实物绝大多数是明代以后的，西方极简主义风格对明式的推崇也加强了国人对自身美学风格的信心。

所以新中式自明式复兴是海内外的社会环境共同推动的。

而“新中式”这个名称肇端于媒体现在看来是一个很仓促的命名。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非常的表面和单薄，我们用北欧风、英伦风、美式田园风等地域名称来标识不同的风格，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易识别的系统，但后来随着中国消费者眼界的展开，以及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我们开始用西方艺术史和设计史的标识去识别不同的设计风格，例如古典主义、巴洛克、包豪斯、解构主义、后现代。今天在一个全球化市场的语境下，我们无法用单一维度的地域风格或者断代史的风格，去识别不同的设计风格。所以当下当我们来谈新中式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命名在两个维度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当我们说“中式”的时候，这是一个地域识别系统，那么今天还有什么是可以用地域这个概念界定的？另外一个当我们把它冠以“新”的时候，这是一个时间的或历史的识别系统，那么“新”的参考点又是什么？“新中式”这个称谓无法指出明确的价值，这也是新中式在今天中国市场上推广时遇到的困难。

在2008年之前，新中式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艺术概念存在的，那个时期参与新中式探索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拒绝被别人命名为新中式的，这种心态现在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当我们回望，会觉得新中式这个命名呈现了那个时期中国设计急于想为自己确立某种地位和身份的焦虑，而事实上，对于自己前往的方向以及内在的精神特质，都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思考，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大家都很着急，非常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答案。

十多年走下来，我们会看到今天中国原创设计趋于成熟，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也变得越来越深入。尤其是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新中式的探索中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新中式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多种社会力量在其中渗透，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以审视新中式的未来。新中式也逐渐摆脱了它最初曲高和寡的形象和处境，而越来越去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设计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转型。在我看来它并不意味着设计的堕落，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设计的成熟。

而在2008年新中式设计愈演愈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

宋明理学发展到明代终于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明代的设计成为今天推崇现代设计的人的美学对标是有内在关联性的。

西方科学作为衍生自欧洲经验哲学的一门探索世界真相的学问，始终关注的是“客观”规则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要破除的是人主观意志对这个世界的强行干预；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也是要讲对人欲的节制，从而去遵循天理的法则（发展到后来科学和理学都产生了变异，这里就不展开谈了，话题太复杂）。这种精神追求始终是人类在面对物质世界时的一种抗衡。

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的理路虽然和西方科学探索真相的目标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求索世界真相的精神气质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其发端都是为了摆脱之前宗教上的迷信，主张人作为主体发展对世界的认知能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用四万亿基建投资拉动国内市场，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独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发展，那种狂热使拜物主义攀上了高峰。此时就有了一个对峙的向度：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建构。

以理学为精神核心的明式风格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应该说这是他们对于中国人未来生活走向的一种冷静思考，他们从滚滚洪流中抽身，希望能看清我们将往何方，明式传递出的“简”“素”“空”的精神境界能否成为陷入物质崇拜的民族在狂奔后的一个停歇处，能否成为人欲膨胀过程中的一番掣肘，这是新中式出现的社会意义。

去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一个“书斋追古——中国生活艺术展”，邀请了十位各领域里的名家以古代中国十位名人书房为主题，设计十个当代书房，吕永中先生受邀设计朱熹的“达观轩”。以吕先生以往呈现出的个性我起初很怀疑他与朱夫子之间是不是隔着五六个文征明，但看了他后来的作品后，我明白他是试图去传续及呈现朱子理学的当下价值。

只是我对当下中国是否真的能用宋明理学这剂方药治愈我们的时代病还是心存疑虑，基于宋明理学的价值观衍生出的明式传续到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认知调整和精神拓展，仍然是新中式未来发展要解决的哲学问题，这个答案的模糊势必会给新中式下一步的发展造成困扰，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即客观规律存在，当下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才是合理的呢？人欲从来无常，而且包含着相当多的自私，所以不可靠，依据人欲去予取予求，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的贪婪掠夺，人类的诸多设计对大自然的破坏就是人欲膨胀所致。那么如果有超越人欲的价值是我们应该信奉的，那是什么？有社会共识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我们评价一个设计的标准，决定了创作资源的配置方式，引导着人们消费选择时的价值排序。崇尚人对天地的臣服和人定胜天的人本主义所驱动的产品创造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主义可以强壮“新中式”吗？

我们所说的现代主义其实是西方主义，或曰欧洲主义，现代主义在欧洲的诞生有其脉络清晰的文化传承，是社会运动持续至十九世纪催生出的结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十年陆续加入新中式设计探索的设计师其中有些人就有海外留学背景，即使是那些非海归，他们对现代主义的热情也是高于大多数国人的，他们越是看多了这个大千世界，越是由衷地认可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主义时代的自然观、生命观和审美主张。

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拜倒在明清家具的石榴裙下，他们想闯出一条新路，这个“新”的精神资源他们尝试从西方现代主义中去寻找了。

什么是现代性？这个话题至今并没有公认的答案，这种开放性的好处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还没有固化，坏处是还没能找到现代性的精髓。

这十年一路走来，新中式的推动者们在尽力用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现代性消解古典中式的束缚，原有的家具和器物的比例被修改，材质不断被替换或重塑，物品与环境的关系也不断被解构，现代工艺的加入不仅是为了量产，也带来了古典家具不可能生成的一些新形象。被冠以“新中式”的名头是一些设计师不乐于接受的评判，他们认为他们从古典中式和西方现代主义中都拿取了一些设计的精神资源，最后的呈现是他们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最能传递他们推崇的价值，而非因为它是“新中式”。

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血统是这一代六零后七零后设计师所踌躇的——一方面他们更想确立自身当下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个自身的价值如果不用新中式还能用什么作为专属的标识。

突破“明式”的美学形象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我们说接续传承，思想固然是核心，是根本，但完全颠覆承载着这种思想的器物设计则需要重构生活方式，推广新的美学标准，跳出旧有的工艺窠臼，而这个系统工程绝非这几十位设计师和与之合作的十几个商家可以完成的，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知转变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渴望新中式具有现代性，则需要我们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人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做成功的嫁接。人本主义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一在中国还未进入大多数人的精神视野，敬天畏地重视家庭的价值一直是排在个体生命之前的，这样的三观下，家具的设计首先要服从社会秩序的建立，而不是对人身体及情绪的关照。这十年中国虽然加速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的价值转换，但就整体社会环境而言，我们的知识驯养、家教规训和社会评价仍然是将团体利益（此团体指有相关利益的群体）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的。

这种社会里，现代主义如何落地就成了新中式这个愚公要面对的一座大山。“明式”所服从的“理”所成就的秩序是滤掉个人感官欲望后的“理”和秩序，但现代主义则希望不断尝试去实现生命个体的终极价值，这种对立会在哪个点上握手言和呢？

那些改变了就坐高度的椅子，改变人对视距离的桌面宽度，改变了盛载器物格局的书柜或博古架究竟要实现哪种价值？要知道膝盖弯曲九十度、七十度和一百一十度，是人的三种身心状态，分别体现的是与环境（人际环境和居室环境）的理性关系、压抑关系和放松关系。

沙发已经被全面引入新中式的系列产品之中了，但显然在一个空间里，我们说一件沙发的尺度及造型是否合宜，不能简单从它坐起来腰腿是否舒适去评价，我们还需要关注它的进深会使人以什么角度就坐，人坐在其上能有多少种体态，可以适应多少种生活场景，它与周边家具共同成全的场景体现的是什么样的三观及美学主张，甚至持有某种三观和美学主张的人是否真的需要一张沙发。

只要我们对所谓的现代生活还是想象模糊的，我们其实会一直犹豫要一种什么样的新中式。

新中式要被什么成全？

前几年我看到“新”中式的呈现是有某种担忧的，在2013年前后，市场上一下子冒出几十家以“新中式”为名的品牌。模仿抄袭之前新中式的设计更是屡见不鲜，这种逐利跟风的商业潮流对于还在蹒跚学步的新中式探索是弊大于利的，因为从逐利的角度，固化一些形式，强化一些符号，搞一些噱头，增加市场辨识度，打出一些营销口号是最容易奏效的方式，但也是最扼杀想象力压制创造力的方式。

新中式作为中国原创设计探索的道路之一，是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共同扶持的，现在就想摘新中式的桃和杀鸡取卵差不多，因为现在的新中式还有上述两节提出的诸多问题需要逐步解决，过早被资本或市场绑架或诱惑如同未成年少女嫁人，还不太容易有什么实力经营出高品质的生活。

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有远见有耐心（这确实是当下巨大的挑战，不能生存何谈发展是企业家们普遍的焦虑），和有潜力有才华的设计师一起探索这条道路，让新中式真的能成为中国家居业的出路之一，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原创设计是意义非凡的。

今天在完成了企业原始积累后本土企业正遭遇理想的挑战——你将为什么而奋斗；伦理的挑战——你将基于什么而取舍；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什么手段是你不知道的。“新中式”能否活下去和活出来则将作为应对上述三个挑战的一场实验。

这三四年，在新中式的探索过程中，企业家的话语权在不断的增大，他们开始更多地发表自己对于新中式的看法，设计师和企业家双方力量的博弈和交融使新中式的探索变得多元和复杂，也可能会经历混乱和曲折，但在我看来这是必经的阶段，因为只有多方力量的汇合，才有可能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在其中，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席或者受到压制，都可能会使新中式的发展变得后续乏力。

在上海家具展，我和朱小杰老师在探讨什么是新中式的时候，他给了三条标准：第一，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第二要符合中国人的美学，第三，要有一定的流行性。我当时就问朱老师。第一条最难，我们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百年来几代中国人全面接受的是西化教育，就家教层面而言，我们也没有真的全面传承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那么在今天，当我们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新中式首先直面的就是当下的生活环境。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中国人遇到的核心的生活问题都有哪些？而这些问题，无论是用北欧的方式、英国的方式、美国的方式或日本的方式都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时候，新中式存在的意义才会真的被发现。如果新中式的存在，不能解决当下中国人的问题，比如，不能解决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人的日常起居问题，不能解决中国人的文化焦虑和生存安全感的问题，那么新中式就只能是风花雪月的调剂品，而非生活必需品。而让崇拜西方长达百年的国人可以相信，新中式会比英式、日式、美式、法式更好地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是需要很多的案例支持，并且需要花一段时间。这种耐心、隐忍、坚持、功夫是走在新中式探索道路上的设计师和企业要做好充分准备的。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品牌和设计师需要把产品做得更加专注和纯粹，让自己的价值变得更加的突出和丰厚。消费者也需要不断地去发现和认出自己的需求，双方逐渐走向对方，直至彼此遇见。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寻找对方的过程，

人类如果具备俯瞰世界的能力，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原谅自己一直在地上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