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制造业优势丧失：人工成本比东南亚高10倍

2015年东莞“机器换人”受到关注。曾经的制造业重镇，在经历了持续的经济下滑后，订单减少、劳动力成本飙升等因素迫使东莞必须转型升级。

公开数据显示，东莞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从2014年前8个月的负增长，逐月提升至全年增长28.6%，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17%，企业用工减少6.8%，产品成本平均下降12.5%。

东莞市副市长贺宇日前表示，通过对智能手机、机器人产业的扶持，东莞计划十年内打造运动控制与高端装备、工业与服务机器人和高端消费产品三大企业群，让机器人产业逐步形成规模和影响力。

虽然东莞的“机器换人”发展势头良好，但东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依然面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政府规划与企业发展难交融，中小企业转型缺乏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等。

困境：人工成本比东南亚高10倍

在大小工厂云集的东莞寮步镇，34岁的甘肃籍商人杨涛经营着一家电线制造工厂，由这个只有90余人规模的工厂制造出来的电器配套线材，主要用作信号传输。尽管经营状况还算过得去，聊起有关制造业的话题，杨涛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

“现在的情况是，狼来了，一群羊在跑，都在拼命往前跑，我们只要做到不要跑在最后一个就可以了，但是等到有一天就剩下你一只羊了，被吃掉也就算了。”5月18日晚，坐在主城区一个人气冷落的西餐馆里，杨涛对笔者说。杨涛的这种焦虑感由来已久，并且愈来愈甚。他的一个观察是，近两年来，东莞的一些制造业工厂要么倒闭，要么外迁，“大环境很不好”。

“有一个数字，”长期关注东莞市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当地电子信息产业研究者龚佳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从2013年到2014年，大概倒了3000家工厂。”

据龚佳勇介绍，在这些倒闭工厂中，电子仪器仪表类占40%多，塑料制品类占20%多，金属制品类占10%多。杨涛经营的工厂即属第一类。

“形势的确很严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据我所知，近10年以来，东莞市政府在转型升级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只能说效果不佳。”

一个电子制造工厂的现实

杨涛应该属于东莞生长出来的那种典型且普遍的制造业从业者：读书较少，早年从内地来到东莞，先在工厂务工，当学会技术或积累一定客户资源后，从工厂出来，购买设备，雇佣少量人工，做先前在工厂时做的同样的事。

早在1997年，杨涛就由先来一步的老乡指引，从甘肃老家到了广东，那年他只有16岁，初中毕业。初时的经历很坎坷：进过黑厂，摆过地摊，跑过业务。直到2008年，因为在跑业务时积累了一些客户，杨涛就跟朋友合伙在东莞厚街开办了一个三四十人规模的小型工厂，制造电线。

“那时就是一些台资厂或内资的大工厂，它们做不过来的订单，往外发给我们这些小厂，”杨涛回忆，“做这种业务的小工厂一直都很多，比如一个四五千人规模的大厂，周围就围着几十个或者一两百个这样的小厂，给它们做配套。”

但是，杨涛他们初办的工厂生不逢时，没多久即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每个厂都没有订单，大厂连自己的订单都不充足，所以外发出去的就很少，或者是值5毛钱的东西，它只给你3毛钱，让你亏本接单。”在支撑了约半年时间后，杨涛不得不将工厂关掉。到了2010年，经济形势好转，很多大厂的订单都做不过来，杨涛又跟朋友一起凑钱开了一个生产工厂，厂址先是安在东莞塘厦，2013年搬到寮步，并经营至今。

现在杨涛的工厂是为一些电子厂做配套线材，订单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有的也会来自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尽管业务范围愈来愈广，但杨涛的感受却是，“从2010年到现在，一年比一年难做，就像一个倒的金字塔，越往后越难做”。

据杨涛介绍，导致经营吃力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新劳动法规定了工人底薪与加班费的标准，就不像先前那样由企业自己来定工人可以发多少工资了，企业赚没赚那么多利润，都必须这么发。”现在其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平均在4000元左右。

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杨涛的一些大客户，“像一些日资、韩资的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去的非常多，那边劳动力便宜，像越南，每个人工每月只要1000元左右。”杨涛工厂的订单随之减少。

一边是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另一边，按照东莞制造业的“游戏规则”，“客户一直在降价，规模大一些的客户，有硬性规定，要每个季度降一次价，不降你就出局。”杨涛举例说，“比如，我做这个产品8年了，每个季度降一次价，每次降价还都要有一个最小额度，如每次要降2%，8年就相当于降了32个2%，利润非常薄。”

杨涛不希望自己的工厂成为羊群中奔跑在最末的那一只，但眼看着周边的企业不断被吃掉，难免会感到悲观。杨涛说：“现在到临界点了，毛利那么低，抗风险能力也极差，万一出现货款收不回来或者经营失误的情况，随时都会倒掉。”

人力优势丧失

从事服装类制造的谭峰向笔者介绍，服装类制造企业，“一个正常的技术工人，月工资5000元左右，做得好的，六七千、七八千的都有，都是这两年调整上来的。”而与东莞制造人工形成对比的，“在东南亚，孟加拉工人人均工资四五百元，达到500元的不多，越南也就1000多元。”

而龚佳勇则向笔者介绍，“有这样一个数字，2013年，东莞的一个用工成本大概是2506元，年均增长23%多点，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力很大，这就形成剪刀差：一方面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一方面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差。”

而即便人工价格一再上涨，近几年，东莞的人工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当地一位企业经营人士告诉笔者：“内地发展起来了，开了很多工厂，特别是像富士康这类特大型企业，在一些人力输出大省都开了厂，工人择近就业，就不到东莞来了。”而随着东莞一些企业陆续倒闭或搬迁，自今年初以来，用工紧张的局面得以缓解，“人工不再那么难找了，达到了平衡”。

即便如此，东南亚便宜的人工，还是让东莞商人外流的冲动难以抑制。今年4月初，厚街一家纸业公司的董事长石磊去了一趟越南，目的是考察市场。“对于公司的发展战略，越南这个市场，我们比较看重，”石磊告诉笔者，“虽然我们暂时不会搬过去，但还是要通过贸易占领市场。”他对越南市场的观感是“与东莞20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差不多，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的5~8年成长速度会相当快”。

石磊是重庆人，1990年来的广东打工，1999年开始在厚街经营纸业。他的公司实际上是一家纸业营销公司，本身不进行生产，从国内外买来原纸进行简单加工，再卖给印刷厂，目前每年有数亿元的营业额。石磊介绍，这几年，他们“这个行业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无论是上游的造纸厂层面，还是下游的印刷厂层面，以及他们这些中游经销商，都是如此。这几年，业内几家赫赫有名的经销商，都倒掉了。“有的是十几个亿规模的。”

在经营纸业的同时，从2009年起，石磊投入1个多亿，在服装生产重镇虎门经营一种内衣品牌。“一方面大环境不好，最重要的是自己不懂。”以失败告终，损失达七八千万元的石磊，现在又把全部精力转到纸业营销上。

“现在东莞的服装制造形势很严峻，”石磊告诉笔者，“它经过萌芽、成长以及饱和等几个阶段，如今到了衰退的阶段了。”为什么会衰退？石磊介绍：“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工资、厂房、面料等各个方面的开支都在涨，只有利润在下降。原来东莞的服装业都是靠欧美的订单，现在订单越来越小，欧美的大单都发到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印度这些地方去了，因为在那里人工成本更低。”

失落的厚街

21岁的唐丽是四川内江人，2013年来到东莞厚街，在一个亲友开的美容院工作。“做的都是高端生意，客人多是台湾、香港来开厂的阔太太。”生意一度很好。而在5月22日笔者遇到她的这一天，她却显得很失意，表示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东莞。她已经离开了那家美容院：“美容院尽管还开着，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生意了。”

在东莞所辖的30余个镇区中，厚街尤为知名，这依赖于其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以及鞋业，厚街鞋业更是为东莞赢来了“世界鞋都”之誉。随着始于2014年2月的“扫黄”，厚街“服务业”销声匿迹。而其鞋业，根据当地资深制鞋人士凌先生的介绍，也“特色渐失”，在凌先生看来，厚街已经“风头不再”了。

“厚街现在就是一头沉睡的猛兽。”唐丽向笔者描述。她在今年过完春节回到厚街的时候，发现街上几乎没有了人。“后来有些人回来，也是来搬行李的，他们都要走了。”而美容院的生意，“也跟工业状况有很大关系”。唐丽问过几位她的客人：“她们说大陆的工人贵，又有各种税费什么的，她们决定到越南那边去了。”

不仅仅是厚街，走在东莞的主城区和其他城镇，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街头人流的疏落。出租车司机王师傅也很失意。“东莞少了几十万人，”他一天到晚没什么生意，“有时跑20几里都拉不到一个客人。”若不是跟公司签了合同，有几万元押在公司，他也要辞职回家了。王师傅告诉笔者，因为生意难做，东莞的出租车司机已先后两次停运，第一次发生在去年5月前后，第二次则发生在今年5月中旬。

凌先生担任业务副总的制鞋厂位于厚街三屯一个工业园内，三屯的工业园聚集了大大小小难计其数的制鞋厂，其中尤以台资厂出名，“是台资厂的一个基地。”“现在三屯一大片工厂都关了门，很多台资厂也都撤离了。”凌先生告诉笔者。5月25日，笔者曾到三屯，在工业园的墙上多处看到“招租”字样。

据凌先生介绍，在做鞋行业，广东企业主要是做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则主要由浙江和福建的企业来做。“今年做欧洲市场的企业，形势很严峻，订单很少。做美国市场的，则两极分化严重：尽管价格都比较低，但大的企业订单非常多，小型企业基本没什么订单。”也因为此，“厚街现在的小型工厂多撑不下去了。”

“他们撑不住，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利润太低。”凌先生介绍说，“现在一双鞋纯利润只有三四块钱，以前好的时候可以赚到十多块。”

争议“机器换人”

“坦率地说，我替东莞捏把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东莞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广东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在这几十年来，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来赢得自己的发展，这种模式，东莞是最经典的了。”

丁力表示，因为东莞经过30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积累。他并不对“东莞本身有什么担心”，“关键是它能不能从原来的轨道上走出来，也就是传统的发展模式，能不能蜕变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丁力认为“难度很大”。

近年来，围绕着产业转型升级，东莞市政府曾做过一系列努力，而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机器人产业被列入该市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方向。笔者在东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东莞市政府投资27亿元，正在建设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而自2014年9月开展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申请以来，截至今年4月，“已收到有效申报项目505个，初步统计，这批项目总投资42.6亿元，预计可减少用工34378人”。

“机器换人是为了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同时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研究者龚佳勇向笔者介绍：“就减少劳动力依赖来说，一个机器人大概能换6~8个工人，如果全市的加工制造企业都能用上的话，就能节约几百万的劳动力。”

现在机器换人是东莞市政府的扶持项目。“有专项资金，如果你的工厂用个机器化设备，就可以申请这项资金。”而据笔者了解，东莞的有些制造业工厂，迫于劳动力成本不断高企的现实，在政府进行专项扶持之前，作为企业的一种自我调整，早就准备或者已经实施机器换人了。

而随着机器换人产业在东莞的热度不断提升，也有制造业从业者表示忧虑。“现在政府鼓励智能化也就是机器人产业，大家一拥而上，它会不会跟光伏、LED产业一样，最终死一大片呢？”一位制造业从业者告诉笔者。这位制造业从业者认识几个“做机器人的”，“他没有什么技术，看到大家都在做机器人，就挂一个牌子，说是要做机器人，怎么做呢？是去美国或者马来西亚，买个东西回来，然后搞个研发部，七八个人，一拆一装，调试好，就进行大批量生产，根本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

据这位制造业从业者介绍，在2013年之前，广东有6家做“机械手”的企业，其中深圳三四家，有一家在东莞松山湖，目前，东莞已经有100多家做这种“机械手”的企业了。“只有松山湖那一家，你要做什么样的机械手，可以订制。也就是根据需要设计程序，这就是研发了。而其他那些根本没有自己的技术含量，唯一的竞争力就是价格便宜。”

正因为如此，他越来越担忧东莞的机器人产业会不会也要回到原来代工的路子上去。

访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林江  “东莞经济要素都是外来的”

东莞制造业遇到的困境和为转型所做的努力，是整个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中山大学林江教授既是东莞本土走出的经济学人，又曾被聘任为东莞市特约研究员，对东莞乡土社情非常熟稔，又对东莞的经济状况保持着密切关注。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东莞面临资本和劳动力双流出的形势，制造业转型不仅遭遇外部环境的恶化，也面临转型机制体制的滞后，其中东莞亟须现代服务业对中小企业转型的智力支持。

转型缺乏智力支持

《中国经营报》：近期外界非常关注东莞的制造业，我们注意到，官方口径与外界的观察或者媒体的报道并不一致。据你的观察，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林江：形势的确很严峻。企业的倒闭潮，我感觉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怎么去定义倒闭呢?有些企业可能是收缩了规模，那不叫倒闭，就是收缩，基本上就算维持状态，它也没有去申请注销，那么官方就不承认它是倒闭了或者关门了。

但是你要看它整个的一些景象，整个城市人口的减少，还有它的工厂区的空洞化，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觉得也不能说官方讲的不对，企业还在运转，但不关门并不等于企业是健康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每年都有很多企业生，也有很多企业死，官员会告诉你有多少企业走了，有多少企业又长起来了，最终长的比走的还要多。但问题是生的是什么企业?是两个人的企业，还是在淘宝网上搞的一个网店?还是百人千人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它做了什么事?不能只说有多少企业生了。因为走的那些企业，甚至包括结束营业的，原来是有经营活动的。如果新生的企业没有经营活动，只是挂了个名，那它对东莞经济的帮助就不大。

《中国经营报》：效果不佳的原因是什么?

林江：我觉得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东莞缺少现代服务业对转型的支持，具体的讲是缺乏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的专家、人才。

东莞的企业多数是一些中小型企业，是“新莞人”创造出来的。“新莞人”原来是农民工，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有的在20年前就到了东莞，做到一定阶段后，就自己开工厂做老板。

“新莞人”对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运作、税收、产业都缺乏深度的了解，对宏观形势、转型升级更没有研究。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家可以去寻找智囊，但这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他们积极性不高。

本来可以由市政府出面，通过政府的举措，集中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畴，恰恰是东莞所欠缺的。

另外，虽然政府在解决企业问题方面做了许多实事，但还显得比较粗。政策出台之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而所谓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市政府找几个企业开会座谈，但在我看来，要了解企业真实的情况必须深入到企业里面去。因为在公众场合，企业不可能透露其最核心、最真实的情况，最多讲点面上的东西，因为这是企业的机密。

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问题后怎么做?我觉得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到位，或者说还止于面上。比如出台一个减负政策，或者提供资金支持，但是真正能享受到政府这个政策支持的，只是少数。比如企业去申请专项资助、专项支持，面临的门槛很高，许多企业知道申请不到，干脆就不申请了。不申请，这个政策有什么用呢?但它可以对外说，已经出台这个政策了。

“机器换人”有前提

《中国经营报》：就官方披露的信息看，东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转型升级的措施，比如正在做的机器换人，效果如何?

林江：那个东西哪能那么容易见效，机器换人是有前提的。如果一个工厂要机器换人，不靠劳动力了，靠机器人，马上拿出一大笔钱投资到机器人，它请工人才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搞机器人，一台要拿出好几万，你说哪一个更便宜些?

前提是什么?如果我看好前景，看好东莞，认为这个订单是持续增加的，就会机器换人，如果我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年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我会用机器换人吗?所以不是简单地政府说机器换人就机器换人，更何况机器换人成本是多少?我也觉得机器换人的概念是很好，可是这个计划实施是需要前提的，前提不具备，照样兑现不了。

《中国经营报》：据你知道的，地方政府除了机器换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促进转型升级的措施?

林江：过去这两年，政府更多精力是花在“三重建设”上，“三重”也就是重大项目、重大产业集聚区、重大科技专项。这“三重”主要是国企、央企干的事，不是民企干的事，现在想要平衡，民企却不那么热情了。

现在形势很严峻，因为麻烦的是，当搞“三重”建设的时候，那些“老莞人”就感觉不被重视，就集体出走。“老莞人”做什么行业呢?做酒店，做房地产。去年酒店和房地产遭遇重大冲击，那些做房地产的、做酒店的就走了，到江西、河南这些地方投资去了。“老莞人”是本地“土豪”。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靠什么?比如我要上一个机器换人项目，肯定要找土豪帮忙，让他帮我去推动，但是现在土豪都跑了，靠“新莞人”，可“新莞人”没有这个实力。

“新莞人”“老莞人”均离开

《中国经营报》：我们回到制造业，像你刚才所描述的，东莞的制造业发生这种严峻的状况，原因是什么呢?

林江：东莞基本上是加工贸易，现在欧美经济不景气，包括广交会订单都不景气，这就意味着出口不利，这样东莞的制造业就不可持续，除非去做先进制造业。

“老莞人”实力雄厚，也有意愿去干，但他不知道怎么干。而政府又说服不了他们去做先进制造业。

“新莞人”实力太弱，他们在当地缺乏归属感，他们在东莞干到一定程度，听到家乡的召唤，加上优惠政策，可能就把工厂搬回去了。

为什么没有归属感?原来那些“老莞人”对这些“新莞人”就没有什么好感，他们觉得是在给你机会，我才是这里的主人，“新莞人”感觉是被“老莞人”歧视的。有一段时间，东莞的户籍门槛很高，要么是大学本科毕业，要么是在本地做了什么贡献。有些“新莞人”是企业家，但不见得有多高的学历，就入不了籍，他就感觉本地人不喜欢他，就会觉得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客，一旦有机会就带着企业离开了。

《中国经营报》：而现在“跑”的不单是“新莞人”了，还有“老莞人”?

林江：“老莞人”表面上说他不会跑，但是他的投资重点就放在江西、四川等地去了。

东莞的情况，放到整个珠三角，都是特例。它有那么多外来人口，那么多外来企业，资本是外来的，是港澳台的资本，是日资、美资、欧资，工人是外来的，甚至连这些老板都不是东莞人;技术也是外来的，管理是外来的，市场营销渠道也是外来的。只有一个是本地的，就是土地。这种情况是非常特别的，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东莞。中国是靠来料加工，靠外来工，靠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的，所以东莞又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是外向型经济的一个典型。

《中国经营报》：也正是因为这个，外界才会对东莞的制造业状况这么关注?

林江：东莞的情况很特殊，有几个指标可以体现。一是东莞的民间存款多，8000个亿，规模很大，我不知道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二是东莞的出口多，占广东出口总额的第一位，而过去广东的外贸占了全国的34%。

第三是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东莞在辉煌的时期，有1000万人口，本地人口160万，外来人口840万。为什么一个城市外来人口占了84%，本地人只占16%，这个结构非常罕见。现在人口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总人口没那么多了。

还有一个方面，东莞的本地人很富裕，贫富差距很大，农村人口比城镇人口更富裕。在东莞农村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不是用来种庄稼，而是“种”房子，把房子“种”出来，通过房子出租，出售，去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