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木智库|任正非走向“无为而治”的五大举措

06-06 17:23

导读:近来,任正非接连退出华为子公司董事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例如:2020年4月,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任正非虽然还是华为CEO,但卸任了公司董事,引发了对任正非退休的猜测。而在此之前,任正非已经卸任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近来,任正非接连退出华为子公司董事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例如:2020年4月,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任正非虽然还是华为CEO,但卸任了公司董事,引发了对任正非退休的猜测。而在此之前,任正非已经卸任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他却说“这不代表什么”。的确,这只是他一贯做法的继续。翻开其讲话集可以看到,他从1998年开始多次论及“无为而治”;回顾华为发展史不难发现,他采取了五大措施逐步走向“无为而治”。这种境界,也是很多管理者孜孜以求却又感到难以企及的。任正非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华为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却比通用电气更胜一筹。

2、三个突出特点保障治理方式转型成功


任正非在制定华为行为规范的过程中,有三个突出特点保障了公司治理方式转型成功。

其一,亲力亲为、不遗余力。任正非在2019年之前基本不在外界露面发声,但在公司内部一直是十足的“活跃分子”。他经常通过内部邮件的方式,向全体员工发布倡导和指引。同时,他与管理层一起不断完善公司的规则体系。

其二,明显的军队特征。《华为干部作风八条》《华为干部的二十一条军规》等规定,每年一度的“华为干部工作作风宣誓仪式”等活动,甚至诸如“少将连长”“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呼唤炮火”等用语,无不打上军队的烙印。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打造了仿军事化管理体系,效率高,效果好。

其三,深厚的群众基础。华为重大的规章制度,都是经过团队充分讨论后确定的,而不是“长官意志”。例如:《基本法》始于1995年,直到1998年才定型。之所以历时三、四年,主要原因之一,在此期间经过了华为上上下下的反复讨论。正是由于大家高度认可,任正非说《基本法》出台后,“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

措施三:授放权力

1、从“甩手掌柜”,到“文化教员”

据任正非说,在华为前十年,在很多事情上他让各地负责人自行决定,公司高层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这应是华为创造的纪录之一。1999年任正非放弃了董事长之职,从此再也没有担任华为最高领导职务。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华为设计公司组织结构时,发现他们居然还没有中枢机构,颇感不可思议。这一年任正非没有担任EMT主席(EMT为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简写,即:经营管理团队),并在中国企业界开创轮值领导制度之先河。华为2013年开始实行轮值CEO制度、2017年开始实行轮值董事长制度时,任正非都不在候选人之列,他只是一名普通董事。

不恋权,是任正非的秉性。创立华为之后,他一直在下放权力,最后基本上放弃了华为的管理权。在公司决策上,即使保留了否决权,他也几乎将其束之高阁。任正非的“管理”工作仅限于:一是给高管层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意见,但他们可听可不听;二是在高管层共同研究好的文件上签字。他成了一个“形式上的管理者”,自称“傀儡”。

那么,任正非靠什么引领公司呢?据华为董事会首席秘书江西生介绍:任正非主要就是靠他的讲话和文件,对公司产生影响。任正非自己说:“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



2、任正非放权的四条保障措施

任正非为什么敢于如此放权?除了具有识人的慧眼之外,他采取了四条保障措施:

其一,人才选拔“赛马”制,华为的所有领导者必须从基层一步一步打上来,这样的人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

其二,实行最高决策者的轮值制度和制约机制,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和重大决策失误;

其三,任正非拥有对公司的最高人事控制权(办法是通过股东会任免董事),任何不合格管理者都不可能“滥竽充数”;

其四,巨大的物质激励,使团队中人人“将心注入”。

任正非做“甩手掌柜”的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在时代前面,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甚至认为“也许是我无能、傻”。于是,他要充分发挥“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任正非的自谦,其实不是。两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明了他的低姿态。有一次,任正非前去技术部门参加立项评审会,却被郑宝用“轰”了出来。还有一次,徐志军竟然当着重要客人的面说任正非对于IPD变革一窍不通。对于这些事情,任正非都是一笑置之,从来不往心里去。换了别的公司领导人,“秋后算账”可能难以避免。不过,任正非所言的“不懂”是参照全球最高标准的,这一点我们不要误会。

企业老板一般都很累,很多人其实也很想放权,让下属分担重任,但为什么做不到位呢?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下属做不好,因而不敢放权。对此,任正非认为:许多看似平庸的员工其实都有着特殊的能力;平时这些能力没有体现出来,往往是因为管理者没有给予他们展示的机会。实际上,如果放手让下属去干,在很多事情上他们的成绩可能比老板想象得要好,甚至比老板做得更好。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北欧航空公司总裁杨·卡尔松等著名企业家,也持这种观点。在华为,一大批20岁、30岁出头的年轻知识分子占据着从下到上的“权力走廊”。如此大胆任用年轻人,在中国企业界并不多见。当然,对于一些事情,下属的确没有老板做得好。老板能做到100分,下属只能做到70分,怎么办?老板应当忍痛放弃这30分!这是培养下属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下属得不到锻炼,很难成长。结果,公司无法建立强大的团队,老板无法“解放”自己。

措施五:倚重组织

1、任正非更多是做托起组织的工作

任正非无疑已经成为了中国商界的民族英雄,但他其实对做英雄毫无兴趣,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个人“霸业”,而是组织的基业长青。

任正非透露,他在创办华为之前就已经领悟到一个人生真谛——个人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他说:“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他还认为:“如果不能民主地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

人感知自己渺小的时候,他的行为便开始变得伟大。任正非创建华为后,自己不再是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难题。”他说。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上几方面的行为。这是一项体系性、基础性的宏大工程。

在任正非看来,一个组织中,一个人强大并不算强大。因此,他一贯反对个人崇拜,“淡化领导人包括创业者的英雄色彩”。很早的时候,他就在华为提出“二次创业”,其宗旨是从曾经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小公司,迈向职业化管理的规模化公司。这种管理模式就是要“使管理者回到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工作上去,使英雄难以在高层生成”。任正非似乎从来没有将自己放在组织的顶部,他做的更多是托起这个组织的工作。他重视组织的成就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描述。不求名,又是任正非的秉性。

2、让华为“自组织”和“自进化”

任正非一直以来被外界视为华为的灵魂人物。但是,今天的华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等于任正非,因为他通过依靠团队解决了“谁来做”的问题;通过分享利益解决了团队“为什么做”的问题;通过制定规则解决了团队“怎么做”的问题;通过构建流程解决了团队“如何做得更快更好”的问题;通过授放权力解决了“谁负责”的问题。因此,华为的力量来自于组织整体,这是华为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有人问任正非,如果有一天他离任了,华为将会如何? 任正非自信地回答:华为的未来不用我想,我们下面的人就应该想得比较清楚。实际上,现在的华为不用任正非“下达指示”,更不用他亲力亲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犹如河床上昼夜前行的水流一般。任正非称这种状态为“静水潜流”。从系统论角度看,任正非一直致力于将华为打造成一个“自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具有两大核心功能,一是自动运行,二是自动进化。

任正非在《由必然王国到自然王国》中说道:“只有当一个企业的内、外发展规律真正被认识清楚,管理才能做到无为而治。”创立华为33年来,他一直殚精竭虑,筚路蓝缕,追寻并实践着这些规律。在此过程中,不恋权、不贪财、不求名的秉性,不仅赋予他洞察真谛的一双慧眼,而且赋予他变革华为的巨大勇气!不经意间,任正非生动地诠释了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的一个成语——无欲则刚。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过一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最好的领导者,人们觉察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领导者,人们亲近他、赞誉他。再次的领导者,人们畏惧他。最次的领导者,人们轻侮他。无疑,任正非已臻于最高层面,这正是“无为而治”之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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