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原因澄清，“大进大出”的木业格局应保持警醒

走出去的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国内木材产业、繁荣的国内木材消费、全面服务于“低碳”的林产品进出口结构，更能代表先进的发展方向。

（一）

近日，全国多地发生突发的拉闸限电，以及制造业单位的停产现象，这使得“能耗双控”成为热议焦点。这背后的深层问题，更值得重视。

媒体为“能耗双控”给出了多样的阐释，其中有的说法仅仅是猜测，主要的观点包括：

「中国内部资源并不充足，这是中国发展的最 大挑战」

「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导致不少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

「某些省份因“能耗双控”亮红灯，出于考核压力在“补作业”」

「“碳中和”格局下，不含碳的电才是好电」

当然，在网络上传播最广的，还是一种“下一大盘棋”的脑补剧情。其基本剧情是：漂亮国无限印钞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付出巨大的能源和环境成本，成为世界的苦力工厂，却有可能被动接受“输入性通胀”。产能供不应求的本质是世界各国用着中国的资源，污染着中国的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国应在目前欧美复产即将到来的时间点，通过限电去产能，倒逼产业升级。

需要说明，上述观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在网络言论经过几日的自由发言之后，目前进入互相“辟谣”的阶段，有的媒体声称“侠客岛”发文否认了“下大棋”的说法，经过笔者审慎求证，侠客岛并未对“下大棋”说法做出明确表态，而央视网的“央视网评”栏目则于9月28日发文“拉闸限电里没有这多大棋”。

事后诸葛亮不是真聪明。当前限电的全部真相我们还无从得知，但是，有些事实，早在“限电”之前就已存在；有些道理，早在“限电”之前，就应该得到重视；有些关于木材产业发展的认识，“康养木屋”公众号在“限电”之前就已整理发表。

（二）

即便剥离“限电”这个事件，“事前诸葛亮”的焦点问题也不容回避，那便是：“碳中和”大趋势之下，盲目去挣“高排放”的钱，相当于将碳转移到中国，此类动向必须得到扭转。

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从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先生在9月中旬谈及废钢进口以及钢材出口关税调整的发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国家对于经济发展中“碳成本”的敏感。

长流程制钢，一吨钢产生1.8吨的二氧化碳，如果以欧盟的碳交易价格，50多欧元，这一吨钢要增加700、800块钱，你想想它会带来多大的结构性通胀的推动力？

显然，在未来，排碳的成本非常高，这个成本迟早会清晰兑现，只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板子还打不到排碳方的屁股上，在觉察不到疼的时候，仿佛这笔帐不存在。

最近，国家取消了钢材的出口退税，提高粗钢的出口关税，这有利于减排、减碳，防止碳转移。 中国这么大的长流程制钢，大量的碳排在中国，但是上万亿的初级钢材的出口，实际上是碳转移到中国来了。 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对冲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做了这些试验之后，也可以继续扩大范围，而且这样做有利于防止某些国家利用碳关税、碳额度定价对我们实行贸易打击。

在国际贸易中，之前我们衡量一种贸易现象，只需要考虑到汇率、价格、成本收益等直观的因素，今后，必须增加一个考量——碳转移到了何处，量是多少？而且，这一点几乎必然得到国家之间的共同关注，甚至可能成为牵涉贸易打击的议题。这是由钢材延伸出来的推演，但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领域。

注意，上述关于钢材的“大棋局”解析，发生在限电之前。如果说，限电之后，网络上可能有人用“下大棋”的言论来“带节奏”，那么，发生在拉闸之前，通篇未提及用电问题的“大棋局”，就不能用“反智言论”去粗暴总结了。

其实，大棋一直在下，限电之前就在下，舆情可能发生的失误是“错误归因”，即不能把限电，尤其是限制生活用电归因于“大棋”；但，任何人没有理由掩耳盗铃，否认这盘一直在下的“大棋”，这种简单排斥会走入更大的思维盲区。

与央视网评发出的时间接近，新华社北京9月28日也做了报道《新华社调查：多地为何“拉闸限电”？后续电力供应能否保障？》。文中提到，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富强认为，用电量大幅增长反映的是疫情之后国内经济和社会运行加速回温。“部分国家受疫情影响，导致国外供给受阻，全球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大幅增加，拉动部分沿海城市的电力消费。”

那么，另一个事实也基本清晰：我们的电力，的确有重大的份额是耗用在“中国制造”上，而“中国制造”的需求大幅增加，又有相当大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国外供给。

如果说断电的目的是去产能、打贸易战甚至货币战，这种说法难免武断，有“蹭流量”之嫌；但是，将因果关系理顺，准确地表达为“国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大增，给中国电力供应造成巨大挑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深一步，如果我们的某些高能耗行业，满足的不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是留给中国巨量的碳输入以及产能过剩风险，那么我们也必须对此保持警醒。

（三）

有了上述思辨打底，我们才可以对木材行业发展做一些讨论。

国内多位木材行业专家都曾经提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木材发展格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程宝栋就曾指出：21世纪初，我国木材产业只是被动融入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据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处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循环。而新发展格局首先强调要依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要摆脱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的约束，以内需市场为根基，降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

随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思路逐渐清晰，木材行业的专家学者对木材发展格局转型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北京林业大学的田明华教授形象直观地分析了木质林产品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路径。

因为“限电”这一具体事件，全社会开始更深刻关注“中国制造”的碳转移、碳成本问题，更深入思考“中国制造”在寻求增量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产能过剩风险乃至金融风险，进而追问“中国制造”增长的根本意义，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落脚到木材行业，上述思考更会深化我们对未来具体发展方向的探索。作为以俄材进口为主业的公司，我们谨提出如下感想：

首先，应把木材视为“固碳”，考量替代关系，重新审视木材进口在木材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完善和发展境外木材供应链，今后依然任重道远。

近日，南京林业大学杨梦、彭红军、魏勇分别采用回归模型、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以及简单移动平均法对中国主要木质林产品的消费量、进口量、出口量进行预测，并结合原木当量折算法依次对进口原木及其他木质林产品折合木材量、出口原木及其他木质林产品折合木材量，国内木材供给量，木材总消费量进行推算。

结果表明:“十四五”期间年均中国木材总消费量预计在5.12亿m3～5.35亿m3之间，年均国内木材供给量预计将达到2.87亿m3～3.10亿m3，折合年需森林蓄积量3.82亿m3～4.14亿m3，中国木材市场存在较大的木材供需缺口。因此，应合理制定年森林采伐限额，提高人工林种植质量和木材综合利用效率，以确保国内木质林产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杨梦、彭红军、魏勇《“十四五”期间中国国产木材消耗量预测》

显然，进口木材的供应链还需进一步升级“带宽”，以弥合日益增长的木材供需缺口。

把木材总消费量当作一个大盘去看待，进口木材对国产材还存在替代关系，简言之，境外多运一根木，国内少砍一棵树。

从“碳”的角度看，木材本身就是固体的碳。如果境外多运一根已经固化的碳，同时境内少砍一棵成长期的树，那么这棵树便继续在吸取中国空气中的碳原子，为“碳中和”贡献力量。

森林蓄积量的巨量提升，才是“碳中和”最核心的要求。而考量木材消费的整体，木材的“大进”局面在未来势必延续甚至强化。

其次，应重视木材生产环节的“碳足迹”，重新认识中国木业制造“走出去”的“碳逆转”。

我们应该看到，木材与木制品的加工生产环节，不仅凝聚着商业价值的增量，也伴随着碳排放。世界大多数木材来源国，当前还处于“争夺价值链”的思路中，他们希望更多生产加工环节发生在本国境内，为本国解决更多的就业和增收问题。

从客观上看，“中国木业制造”走出去，肯定是一个中方让渡局部经济利益以追求共赢的过程，同时也是将碳排放转移到境外的过程。

在大家还不习惯以“碳排放”去衡量环境成本的年代，很多国内板材生产聚集地就一直成为环保严查的对象。木材加工也是一个排碳过程，在“大进大出”的旧格局下，中国事实上承接了木材加工环节的碳转移。

因此，中国木业制造走出去，在境外布局立足于国内需求的木材加工产能，不仅能起到平衡木材供需的作用，也在侧面实现了一种“碳逆转”。

第三，中国木质林产品加工应开发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改变低效高碳“大进大出”发展模式，以内需为抓手，推动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显然，木材消费会刺激木材砍伐，木材生产会有一定碳排放，如果仅以此为理由就限制木材消费，属于典型的“会算小帐不会算大帐”的思维。

在原材料、商品甚至碳汇都能成为交易内容的国际贸易大环境下，唯有以双循环格局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才是统筹供给和需求、安全和发展、效益和环境的钥匙。

综合行业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田明华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出口扩张并没有带来中国林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出口-学习”效应是失效的。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木质林产品基于自由贸易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全球化策略逐渐脱离实际，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贸易格局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改变“大进大出”的格局，真正着力点在于国内市场导向，应抑制“大出”，着力开发国内市场。

最后，对具体的林木产品贸易政策，应综合考量，以“碳思维”重新审视。

当前，境外的废纸、木颗粒等林产品都属于“洋垃圾”行列，受“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限制，无法进口到中国。

已有专家分析了禁止进口废纸的连锁效应。“禁止进口废纸造成造纸厂和人造板厂争原料，使国内人工林小径材价格涨百分之四十，旋切材涨百分之三十，纸张每吨六百多元，人造板每吨两千元，涨价对人造板企业影响更大。废纸不影响环境，而且节约木材，有利于低碳政策。”（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首席专家朱光前）

木颗粒的逻辑与此有接近之处。木颗粒的主要用途是燃烧发电，这虽然是排碳过程，但是，木颗粒可以有效替代煤炭发电。锚定同样的发电量，倒推木颗粒燃烧的碳排放和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生物质燃料的优势依然相当明显，这也是西方环境敏感国家如英国等大量进口木颗粒的动机，韩国和日本则采取“清洁电”的定额配额制度，倒逼发电企业多燃烧生物质燃料发电，少燃烧化石燃料。

考量整个生产和进出口流程的碳流动，有时就能发现，“废物”不废，创造条件便可实现低碳效果。

（四）

回归到“限电”引发的舆论反应，电的来源与流向，都不是单一维度所能解释的。

电的背后是越来越明晰的碳成本，以高排放方式发出的电以及体现“低碳”的电，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有很大不同。

民生、制造业都离不开电。一定意义上讲，电的流向就是碳成本的流向。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电的“机会成本”：确保民生用电应放在首位；有些高能耗产业若确实关系国计民生，也应竭力保障；但另外一些制造业产能，其特点是高能耗，又在将碳转移到中国，甚至经济收益都越发微薄，给电力供应和“碳中和”同时带来巨大的负担，这部分制造业应该是调整的对象，无论手段是不是“拉闸”。

将上述思维迁移到木材行业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木业发展格局，在“碳中和”大背景下其弊端越发明显。走出去的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国内木材产业、繁荣的国内木材消费、全面服务于“低碳”的林产品进出口结构，更能代表先进的发展方向。